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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2017/6/5 21:06:25 

§贰-为何国内地方召会的信徒被称为“呼喊派”

    
转载自【持守真实】网站

一 “呼喊派”非李常受在1980年回大陆探亲时建立的
二 “呼喊派”这名是由东阳义乌事件引起的
三 一个印证的见证
四 东阳及义乌的两封代祷信
五 “呼喊派”这名是“三自”起的
六 被跟不上的老同工们助长
七 唐守临与任钟祥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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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呼喊派”非李常受在1980年回大陆探亲时建立的

网上有很多对“呼喊派”以讹传讹的报导,其实有很多是不实,甚至是说谎的。譬如很多网站基于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刊登在1982年10月的《信息》杂志和11月的《七十年代》杂志上的报导就说“呼喊派”是李常受在1980年回中国大陆探亲时建立的。但查李常受自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到他死时都未曾回过大陆。他在1967年看见呼求主名这叫人不断联于主的实行,但国内的信徒认识李常受曾带领过呼求主名这实行还是在1979年开始有国外的属灵书籍被带到大陆之后。11其实这实行是没有甚么可非议的。但国家宗教事务局属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非一政府部门)是推行政教合一的,想把主在国内的工作全都控制在他们之下,于是就打压家庭教会。这可见于在1982年不只地方召会受害,连一般的家庭教会也受害。12因地方召会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中是最具影响力的,就使他们受到的逼迫远超过其他家庭教会所受的。然而在整个的过程中,地方召会里的圣徒都一直顺服政府,没有作过任何违法的事,只在背后一直的祷告,因知道他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

 
二 “呼喊派”这名是由东阳义乌事件引起的

“呼喊派”这名开始于1982年2月浙江省东阳及义乌县的事件。据东阳县受害的几十处地方召会所写的声明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宗教政策作了正确调整,…表明教派之间虽有教义上的不同,但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下,都能团结一致爱国。遗憾的是当时在东阳筹办“三自爱国会”的,是一位离道反教多年,教义上无造诣,行为上难服众的基督教“传道人”。他在东阳第一所开放的教堂内,制订了与《圣经》明显抵触,也有违中央政策的所谓“十三条”。…

为着执行“十三条”,要关闭教堂周边所有的家庭聚会点。地方召会的信徒为此遭受了逼迫,尤以东阳大路村地方召会聚会点为最甚。该聚会点距离那位“三自会负责人”的教堂十多里地,一直被视为阻碍“十三条”的“眼中钉”。…

当“三自会负责人”(注:即那位离道反教的所谓“传道人”)关闭该聚会点的“口谕”未能执行后,那个主日(礼拜天)该聚会点信徒正在聚会时,忽然冲进几位壮汉,将信徒全部拖到了门外。有的信徒抱着门框不肯出去,有的衣服被扯破。这样连续几周,该聚会点仍然未撤。又一周主日,壮汉们冲进去不仅拖出信徒,还有几位被抬起来残忍地抛入水塘里!…平静了几周后,在又一个主日该聚会点信徒聚会时,忽然听到沉闷震耳的“轰然”一声,房子也抖了。众人探出窗户一看,农家院子外面的围墙,已被爆炸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后来,爆炸者被公安机关抓获以拘留处罚。

因为强迫地方召会在家庭聚会中的信徒必须去“三自”堂点聚会,也有信徒几次去了,却受到了侮辱。例如:地方召会的女信徒,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教导,聚会祷告时大都会在头发上有服权柄的表记,即实行“蒙头”。…但是,地方召会的信徒进到那堂点里,却不准蒙头,甚至诬蔑“蒙头”为“反革命”记号,发生了多起强行扒除蒙头帽事件。

又如:在地方召会聚会中,祷告是一位接着一位,大家简短地合成一个祷告。但在“三自”堂点里,只有指定的人才能开口如同念经一样地祷告。当地方召会信徒按照信仰习惯接上去新鲜活泼地祷告时,便被诬为“闹事”。…

所谓几十起“闹事”,基本情况都是如此,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叙述。

我们认为:东阳地方召会的信徒,为了顺从圣经的信仰原则,并未违反国家的法律,却受到如此残忍的逼迫。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东阳众地方召会的基督徒多次被打,却从来没有人还过一次手;去聚会受到侮辱、谩骂,但地方召会信徒没有还口骂过一次。后来,有地方召会信徒去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这些情况,不仅合理合法,也是经过门卫同意才进去的,却被诬为“冲击”、“围攻”。被当时的“三自会负责人”不断夸大,无限上纲(注:意以一些小事借题发挥,说到变成严重恶行,然后狠狠批判),从此给我们扣上了“呼喊派”的帽子。』13

这就是“呼喊派”这名堂的由来。

 
三 一个印证的见证

浙江省东阳县一位从1983到98年为主坐牢的胡恩余弟兄作见证说:

『那时浙江省在恢复(注:“地方召会”也称为“主的恢复”或“主恢复”,以前被称为“聚会处”及“小群”)中的圣徒就达三、四十万。…在最后一次全省同工聚会相调提出负担之后,东阳的“三自”提出“十三条”。以下是部分内容:

信徒入教必须申请,经两会(注: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批准才能入教。
在教堂门口设立门卫,凡党员、团员没有批准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各地区之间信徒不可来往,若有来往视为反革命串联。
除了教堂外,其他任何地方不得传教。
各家庭教会视为非法聚集,经发现予以取缔。
在教堂内要讲科学、要结合当前形势讲耶稣。
离开教堂不得有唱诗歌、祷告等宗教活动。

我们觉得“十三条”的宗旨乃是消灭召会,就不与理睬,照常坚持聚会。“三自”就来取缔,将在聚会点聚会的信徒拉出来丢到水塘里。其中有个弟兄淹死在其中。有些还将聚会点的房屋炸了,有信徒将此拍照并按照事实经过向当地公安申述,当地公安没有反应,我们就申述到金华市公安局,仍无音讯,随后又申述到省公安厅以至中央仍无济于事。千祥区公安说是我们打他们,反对他们,我们便写公开信,请全国各地的信徒为我们祷告。…

还有一次金等去南乡某地聚会,“三自”里的人将他们赶出聚会点,还在大冬天将粪池里的粪泼在他们身上。

后来十三条传到了中央,觉得很好,特地派人来到杭州,想把这条款推广到全国。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要摆上,为着全地的众召会,要起来坚持聚会,传福音。那时几乎月月受浸,每次都是几十位。报纸上就登载有人因受浸而被淹死(注:即把有人被拖入水塘被淹死说成受浸时被淹死)来攻击召会。信徒们到报社去抗议,不但不被接受,反被认为是反抗,谣言越传越大。也因着我们写给全国各地的公开信被传到海外,在香港、台湾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刊出,以披露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之真相。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大了,但这并非我们的本意,我们只是要坚持聚会而已,写公开信也是要陈明我们没有浸死人的事实。哪里知道此事竟成举世瞩目的“东阳义乌事件”。在一些海外出版的教会现代史中均提及这一事件(见《当代基督教发展史》P380)。我与李立虹也因此在后来的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和死刑(注:结果分别坐监了15及16年)。…

当局于1983年5月份开始取缔“呼喊派”,同时下手抓捕持守纯正信仰的领头信徒,把他们下在监中,其余的信徒一律办学习班,要他们退教,退出“呼喊派”,与我们划清界限等等。』14

从这里可见众地方召会被政府(非“三自”)扣上“呼喊派”的帽子是约从1983年5月开始的。我们也知道在1983年6月间,中央政府向全国发出通告,要严厉打击并坚决取缔反动组织“呼喊派”,而大规模的逮捕就在6、7月开始。

 
四  东阳及义乌的两封代祷信

以上亦题到东阳的弟兄们曾油印一张公开信请求全国各地的信徒为他们代祷,日期为82年4月3日。此信的标题是 请为东阳的众肢体代祷。此信题到1982年2月28日在东阳县有信徒在聚会时被“三自”的代表所煽动的地方人士冲进来打伤及投入池塘,也有信徒被石灰撒伤眼睛,并且同日在义乌县有信徒被“三自”的代表所教唆的公安人员用电棒打到流血甚至电到晕倒及之后有31位被带到公安局。关于在义乌当天所发生的事,另一封代祷信(可能就是5月22日题目为 义乌县基督徒给浙江省政府,省长,并请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上诉书 的油印传单)很详细的描绘在北门礼拜堂一班呼求主名及姊妹戴蒙头帽的信徒如何受到公安及联防严厉的迫害,而最后有27位弟兄及4位姊妹被拉到公安局,大部分被电器触过。东阳的信题到“三自”的『余炳甫、陈松林等人,煽动利用一批不明真相的社员群众及民兵,冲入聚会的地方,绑架弟兄姊妹,殴打、甚至侮辱我们的弟兄姊妹』。15义乌的信说:『我们认为这原因是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府上了余炳甫和东阳的陈松林等投机分子的当,是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破坏在作祟,他们过去在历次运动中看风使舵,离道叛教,卖主卖友,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害教非浅的,不允许他们混入教会。当今天政府要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又想出来得名(人代、政协⋯⋯ )。得到作先生、作牧师,达到往上爬骑在信徒头上作威作福的目的,以极左面目骗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择手段的在政府和信徒中制造矛盾。而且把内部矛盾敌我化,捏造恶话,恶意攻击,巴不得把一直能实事求是遵行圣经真理的信徒,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牢 。高抬自己,以积极爱国爱教,组织“三自”之名,干损政府声誉害教会之实事。由于个别有关干部不明白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没识透他们的恶毒用心和实质,才造成今天这样的惨事。』15两封信都指明东阳及义乌的逼迫是由那地两位有野心要得地位的“三自”人士煽动出来的。

《主恢复在中国——历史与见证》一书开头的“大事年表”有以下的一段话:『1983年4月,“三自”的唐守临(注:1954-61年为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1979-86年为全国及上海三自的副主席)、任钟祥(注:1986-97年为上海三自的副主席,1991-97年为全国三自的副主席,又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顾问)二人编写《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为要来的全国性大逼迫提供舆论宣传。1983年7月,针对主恢复的全国性大逼迫开始。众召会被诬蔑为“呼喊派”,受逼迫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程度之惨烈为建国以来之最。有些圣徒一审就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这是前所未有的。』唐守临及任钟祥是根据流传入中国的美国书籍《神人》编写该书的。但《神人》这书在1985年6月26日被美国加州阿拉米达(Alameda)郡的高等法院判以诽谤罪。法官说:『《神人》原稿,…其主要部分均属虚假、毁谤及僭越法定的合理权利,故此乃为诽谤(加州民法第四十五条)。』又说这种毁谤书,造成社会损害,也应当加以处罚,使以后的人有所警惕。于是判定作者Neil Duddy及出版者Schwengeler-Verlag罚款共美金三百四十万元。16

 
五 “呼喊派”这名是“三自”起的

感谢神为我们预备了上海的张锡康(笔者曾与他当面交通过,觉得此人很老实可靠)。借着神给他的恩赐及那灵的感动,他出版了一书把上海召会从1930至90年所发生的事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使在1950至90年发生在中国众地方召会的事不至于空白。他是早期上海召会在长老职分上有分的张光荣(后因体弱退出长老职分)的儿子,生于1922年。在他所写的《张锡康回忆录—上海地方教会六十年来的回顾》中有以下的话:『这时候(注:即在1935年倪柝声释放 基督得胜的生命 的信息之后),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浇灌,…在擘饼聚会中,他们也放胆起来祷告,无所顾忌,那真是天天过天上的生活。我们也大声呼喊主的名,唱阿利路亚!阿们!…我们当时还不懂…什么叫释放灵呼喊主名,但是现在回顾,我们那时已经经历了呼喊主名的甘甜。』17这里说到当圣徒被圣灵充满时,在聚会中大声呼求主名及喊哈利路亚是顶自然的事,而不这样作反是熄灭那灵(参帖前五19)。

他继续说:『1980 年温州、平阳青年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大声呼喊主名,有一些老的同工,长者如章高来、张载光、陈宝华等反对,因而造成分裂。以后“三自”就搞出一个“呼喊派”来,和聚会处其他一些要安静聚会、不呼喊主名的有区别。他们认为“呼喊主名”是李常受搞出来的,并道聼涂说在外地一些聚会搞“呼喊”,因而有人神经错乱或影响邻居睡眠等,因此认为这是异端邪说之一。我们在上海徐兰英姊妹家擘饼聚会,因怕影响楼下邻居,也从未大声呼喊过。但是我们的聚会被人认为有国外渗透,是站在李常受一边,并接受李常受观点的,所以我们也被定为是上海的“呼喊派”,并且被加以取缔。』18

这里题到在温州及平阳有圣徒在聚会中大声呼求主名。但这应该是看见这实行的初时因兴奋而有的,日后会逐渐受到平衡,因在聚会中的集体呼求是为帮助个人在私下的生活中建立起呼求主名的习惯,而年长的不能接受是因他们守旧不肯接受新的亮光和启示。文中也题到“呼喊派”这名称是“三自”加给接受李常受的教导之信徒的。

他又说:『所以温属地区,弟兄姊妹就分成两派。一派走主恢复的路,别人称他们是“呼喊派”,因为他们呼喊主名,一派走老聚会处的路,保持老聚会处的一套。…1982 年到 1983年在浙江走主恢复的路的一些青年弟兄姊妹,还有个别的老弟兄,首先是在温州聚了一次浙江省众教会的聚会,以后在慈溪、义乌、东阳、宁海、余姚和蜀山聚了多次众教会的聚会。这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认为这是由国外渗透、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呼喊派”,要予以坚决打击。上海唐守临弟兄收到平阳杨树人许多信,控告“呼喊派”,…他就和任钟祥合写了《为真道竭力争辩》一书(注:1983年12月出版)。1983 年上半年该书因为篇幅多,一直没写好,有关部门叫唐、任先出一本《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注:1983 年 4 月出版),发给各地教会和有关宗教事务部门。以后,有关部门就根据这本书定“呼喊派”为反动组织的罪名,许多弟兄姊妹因此坐牢、判刑。』19

这里看见“呼喊派”这名称从1982年开始就被人使用来称呼国内那些接受倪柝声兼李常受之资讯的地方召会的圣徒,而那些只接受倪柝声但不接受李常受资讯之地方召会的圣徒则不适用。这符合前文《浙江东阳地方召会的声明》所说“呼喊派”的名出现在1982年2月的“东阳义乌事件”之后。该事件后来成为政府打击“呼喊派”的导火线,而这打击又是因他们在1982年间在温州、慈溪、义乌、东阳、宁海、余姚和蜀山开过全浙江省同工的工作性聚会,就引起政府的注意,认为他们是由国外渗透、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

张锡康再说:『1983、84年这两年“三自”协助宗教事务局、公安部门对所谓“呼喊派”加以打击,定性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他们认为所谓“呼喊派”是国外美籍华人李常受反动势力的“渗透”据点,…我们在上海的所谓“呼喊派”就是指我们在新闸路徐兰英姊妹家参加擘饼的几十位弟兄姊妹。我们从未高声呼喊过。我们也未集体大声重复呼喊「哦主」、「阿们」、「阿利路亚」过。据说“呼喊派”这个名称是前静安区宗教事务科科长王某某搞出来的。』20

这里说“呼喊派”这名称是上海前静安区宗教事务科的科长王女士搞出来的。她一定是根据“三自”提供的资料搞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她在何时搞出这名称来。这一定是在1983年4月唐守临和任钟祥出版《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之前,因在他们的这篇文章里有题到“呼喊派”这名称。21“呼喊派”这名称第一次在文字上的出现是在1982年9月在香港出版的《景风》杂志上。那里说:『信徒祈祷时他们大呼口号(因此被称为“呼喊派”)。』22《维基百科》说:『这篇文章首度将“三自”所取的“呼喊派”一名带到海外。』《景风》这篇文章是在该杂志的编辑与一团人访问国内的“三自”代表之后写的。

 
六 被跟不上的老同工们助长

从以上所有的资料我们可结论出“呼喊派”这名称是1982年2月“东阳义乌事件”后“三自”加在全国接受李常受资讯之信徒的总称,不管他们有否呼喊主名。浙江省的东阳及义乌县加起来的总面积只有香港那么大,故这事件只是个导火线而已。然而在1980年代初期,国内的地方召会最有活力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在浙江省和河南省(其次是福建)。当时国内各大城里有好些老一辈且有分量的同工及长老因跟不上就说李常受所说的是异端,所创立的是邪教并且在他身上有邪灵。上文题过的胡恩余说:『萧山教会的高等人(注:高即高长保)联合浙江省“三自”,打击我们,说我们是异端,高等人本与“三自”水火不容,但在这件事上成了朋友。』14。张锡康说:『温属地区的老弟兄(注:即温州的张载光等)和陈恪三、黄得恩大都有联系,以后又和上海唐守临、孙务信弟兄有联系。陈恪三弟兄老早就讲李是邪灵了。萧山高长保弟兄受温属地区老弟兄的影响和孙务信、陈恪三的影响,也反李,说李是邪灵。』19受这些同工长老的影响,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长老唐守临及任钟祥就写出《为真道竭力争辩》一书。后来『有关部门正欲展开一次全面打击所谓“呼喊派”的运动,于是催任和唐用很快的时间出版了一本小型刊物,取名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于1983 年 4 月出版,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函授科编印为《教材“增刊”》分送到各地“三自”、有关部门和组织…』20『1983年5月5日,全国两会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稍后宗教事务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抵制李常受的“呼喊派”,“呼喊派”负责人大量被捕。』23『由于《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的发行,各地政府机关定所谓“呼喊派”为反动组织,他们说这是你们基督教内自己(注:应指“三自”)已定了的。对所谓“呼喊派”中负责的弟兄,爱主的青年弟兄姊妹加以逮捕判刑,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十几年、十年、七年、五年、三年、二年不等。』20

 
七  唐守临与任钟祥的为人

查唐守临(原名唐醒)是在1931年转到地方召会的。1936年起他成为同工(参《敞开的门》)。1942年,他是参与革除倪柝声的十一位同工/长老之一。1948年他被立为上海召会的长老(那时共设立了八位:俞成华、张愚之、唐守临、朱臣、杜忠臣、何广涛、宣常铭和顾伯涛)。他有写诗的恩赐。张锡康说:『倪弟兄1952年被逮捕以后,围绕着参加“三自”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唐守临为代表的,主张加入“三自”。一种是以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蓝志一为代表的,反对加入“三自”。』24 1954年7月他加入“三自”成为其常务委员。1956年1月29日上海召会的主要负责人俞成华、张愚之、蓝志一、李渊如、汪佩真等被拘押,而唐守临等在4月15日带领上海召会加入“三自”。张锡康又说:『1951 年,何广涛去了武汉,当时常住在办公室楼上,并负责办公室的执事任钟祥(负责文书工作)代替何做了长老。1956年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经过肃反,当时俞成华已死,张愚之、朱臣被逮捕(注:同工蓝志一也被捕),杜忠臣隐居,而宣常铭、顾伯涛也不来聚会了。长老只剩下唐守临和任钟祥两人。』25论到唐守临,张锡康说:『虽然唐守临想服事,但他没有属灵的窍。讲道也没有灵的东西出来,他喜欢讲笑话,用一种人的智慧的话来吸引一班青年人。他也欢喜作诗。但是作的诗倪弟兄没有一首是要的,因为他富有情感。他对自己很得意。倪弟兄一看,没有什么可取的。』26又说:『唐那时(注:即1981年下半)是紧跟“三自”,自从 1979 年左弗如姊妹去世以后,上海“三自”副主席的席位便给了唐守临,对此,他是感激流涕的,又加上在十年动乱中所扣除的工资都发还给他,所以他更讨好党,讨好“三自”。』27『1983 年当任钟祥、唐守临编写了《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一书以后,许多人看到了。怀恩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要收集一下大家对这本书所听到的意见,有人说,这本书中所批判李的一些论点有许多都是断章取义的。唐承认他是断章取义。在其中一本李所著的书中,唐和任看了数遍,一点找不出有什么错的来。』20『《为真道竭力争辩》和《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两本书后不久,收到从日本几十位弟兄姊妹写给他的信,说他是犹大要出版后,并不能诱使弟兄姊妹靠近“三自”。相反的,大家都认为唐、任利用政治出卖了聚会处。有的人翻了几页,一看全是一些政治批判老调,也就不要看了。书中全是消极方面批判的话,没有积极方面将真道摆出来,更没有造就信徒的话,读了里面发死发沉。…以后,他对弟兄姊妹说他表示悔改,过去都是跟了任钟祥走。』28『沈诗华(注:即唐守临的妻子)劝唐不要再跟任钟祥了,跟了任钟祥吃了许多苦。这样唐表示跟任钟祥是跟错了,公开悔过,…唐师母就对我讲:「任钟祥和唐写了一本《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和一本《为真道竭力争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许多弟兄姊妹无辜被判刑、坐牢,甚至有人被折磨至死。我和唐曙(注:即他们的女儿)劝唐不要再跟任走了,因为这是任起的稿,当然唐也提供了许多意见。唐有些回心转意。」她说:「像任钟祥这样的人怎么能作长老呢?他不知过去怎么当上了长老的。他完全是辖制弟兄姊妹,拍宗教局和“三自”的马屁,为他自己可以爬上去。」…11月份(注:在1989年)唐守临因在家里摔跌在地,造成骨折(轻度)卧床不起,以后数次病危,数次转危为安。在清醒时,郑光濡弟兄问他,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他说,…第二,1983 年他和任钟祥合写的《为真道竭力争辩》,是上海宗教事务局派了四位同志来给他看了许多反李的材料,叫他和任写的。任起稿,他修改。这本书害了许多人,叫许多人受伤,他表示写错了(但未彻底悔改)。』29『1989 年 3 月 27 日上午,上海宗教事务局处长陈荣生…承认过去对“呼喊派”搞得太过头了,认为“呼喊派”是从基督徒聚会处出来的。』29

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可见唐守临是个感情重,而属灵分量及对真理的认识都不够的人。他容易被任钟祥唆摆,但自己的心也不干净。《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和《为真道竭力争辩》主要是任钟祥起稿的。他承认在前者里面有很多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为有分写这两本书后悔过,但后悔得不够彻底。而任钟祥是个有野心的人,想在“三自”里面爬上去,就唆摆唐守临写这两本书。

 
基督的内住——就是三一神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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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仰争辩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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